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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志刚案中，被告公安分局对诬告交警的原告予以罚款200元，在接到上级机关的监督指示后，援引《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改为拘留10日。

[3] 参见朱新力、余军：《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法院认为，被告公安局民警在处警时，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其行政不作为违法，该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比如，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可以认定相关司法机关在秦绪书被错判刑罚案件中具有明显的过错，结合过错程度和秦绪书所受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秦绪书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的数额过低，应予适当增加。[41]尽管也有法院使用赔偿应与违法程度相适应的提法，但前者无疑更加符合道德直觉，或者说，违法的程度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过错的程度。我们不能一面坚持赔偿的道德可责难性，严格区分违法—赔偿、合法—补偿，一面却要求国家赔偿不加区分地覆盖本应属于补偿的救济范围，这种所谓的多元归责体系无疑是自相矛盾的。[13]由此可见，赔偿、补偿的分界仍具有意义，法院认为国家赔偿具有惩戒行政违法的功能。[10] 国家赔偿责任中的违法，是侧重于受害人损失的救济，行政诉讼中作为司法审查标准的违法，侧重于对行政行为的评价和效力的对待。

如前所述，侵权法理论认为，责任的量应当与过错程度相一致。[28] 国家赔偿法没有将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因此固然不存在仅限故意才能成立的国家赔偿责任，但上述过错影响侵权责任构成的原理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适用于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这样结尾当然不是我自认为此处所论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经典。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书中由作者亲手绘制的看不见的宪法6G镜像，它们分别是Geometric、Geodesic、Global、Geological、Gravitational、Gyroscopic的解释方法。在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审查理论看来，这一白纸黑字的条款自然不可能成为什么宪法问题。因此，经由伍德在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性历史研究，阿克曼教授重新发现了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寻找到一个宪法第五条之外的高级立法通道，展示着新政修正案作为一个宪制的存在。无论洛克纳判决的错误应如何理解，在宪法学界(包括保守派宪法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洛克纳案是一个错误。

事实上，重新定义宪法经典的提法最初来自列文森与巴尔金所编辑的《法律经典》(而这本书正是献给阿克曼教授的，献词则为他教会我们如何去挑战经典)。在鲍比特教授应邀所作的《宪法经典》一文中，他则直接列举出13种美国宪法经典：《独立宣言》、必要与适当条款、第九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联邦最高条款、联邦宪法序言、《联邦党人文集》、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斯托里的《美国宪法释义》、道格拉斯1860年在苏格兰的演说美国宪法：亲奴隶制还是反奴隶制？、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霍姆斯大法官的《普通法》与《法律的道路》。

爱普斯坦教授数年前曾出版著作《进步主义者是如何篡改宪法的？》。而这样的宪法条款又何止上面的这一条？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美国建国之初共和政体的不确定性。举例而言，在参议院内的大法官任命听证时，大法官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是如何理解宪法的某个条款，而是如何理解布朗案与罗伊案。原旨主义的理论其实非常简单：寻找制宪者在建国时的原初意图，与此不符者则都是违宪，将矛头直指罗斯福新政所建立的福利国家及沃伦法院的革命性判决。

这场重新定义宪法经典的学术努力则是重新发现宪法的要求。没有哪一种宪法经典的集合可以取得宪法学者的共同认可，但至少有一些经典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所谓宪法经典，在中文语境内就是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应该研究些什么，一种研究对象的问题。甚至在1798年，亚当斯总统曾邀请退休的华盛顿重掌美国军队以备战，华盛顿重新出山的条件即为由汉密尔顿出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

虽然罗伯茨的转变历来是美国宪法的一桩公案通说认为罗伯茨大法官是在罗斯福填塞法院的提案压力下而转变自己的宪法立场。回到制宪者的原初意图内，35岁的要求体现着共和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预防王朝政治。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宪法通篇找不到separation of powers的字眼，但三权分立却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说阿玛教授在《美国宪法传》展示了美国宪法的文本之旅，那么哈佛法学院的却伯教授则在《看不见的宪法》中告诉我们，宪法文本只能是宪法研究的起点，因为在宪法的字里行间还漂浮着一个看不见的宪法。

在这三个宪法体制内，建国以联邦宪法为根基，重建以内战修正案为根基，而新政的特殊性则在于其并没有成文的宪法根基，它没有通过第十四修正案那样的转型修正案(transformative amendment)。而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传闻，英王乔治三世的次子将被邀请成为合众国的国王。我在这里自然没有资格给出什么是经典的判断，它应该是经由辩论而形成的共识或准共识。由于却伯教授的数理功底，这种解释方法或许不太可能为人所复制。但回过头看，这场知识上的洋务运动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一个不入司法审查之法眼的宪法条款，实际上却体现着极其关键的宪制原理。

无论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是美国的建国之父。在亚当斯与杰斐逊的总统竞选期间就有报纸警告，杰斐逊更值得信任，因为他只有女儿。

例如，阿玛教授曾在课上提醒学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the freedom of speech，既然用the来修饰言论自由，则说明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的权利。诚如卡沃教授所言，每一宪法条款背后都藏着一部史诗，因此，研究第十四修正案就不可能完全拘泥于due process of law或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而应该考察美国内战与重建政治对第十四修正案的塑造。

那么到此为止，所提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中国的宪法，仅此而已。因此，宪法文本的研究绝不仅是查字典式的抠字眼，而应该是text、history 与structure的一种结合。

华盛顿成为美国开国总统，不仅因为他是大陆军的领袖，也因为他膝下无子，他成为国家之父，因为他不是任何王朝继承者的父亲。那么如何突破司法审查范式的桎梏呢？首先的选择自然是从法院的学说(doctrine)回到制宪者的宪法(document)。如果突破文本之本身，由text过渡到deed，那么催生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批准与辩论过程正是言论自由的最好例证。我在这里不希望讨论这一叙事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希望指出在理解美国宪制时这种以法院为中心的宪法叙述的局限性。

即便是在中国，每一位法学院的学生也都熟知现实主义的标语口号：法律的生命从来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但该书的关键贡献在于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研究的全部。

因此第一修正案只是确认(而不是创造)了言论自由。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绝不意味着在宪法理论上的闭关自守。

但是，回归宪法文本并不是鼓吹简单的文本主义。宪法文本是宪法研究的起点，因为我们应当相信，宪法文本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

(2)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60年中所形成的经典文件、决议、讲话及宪法性法律与案例，以及由此上溯在中国现代革命历程内出现的宪法学说。这不仅是因为那些围绕着宪法文本之外的不成文宪法，而且因为那些存在于宪法文本之内的看不见的宪法却伯教授的原文如下：my interest is less in what＇s invisible ‘around the Constitution than in what is invisible within it.。例如，在今天的最高法院内部，保守与自由两派法官经常指责对方是在洛克纳化。但是，如果上述的宪法宾语化、司法化、接轨化的问题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至少是到了有一些宪法学者做出及时转变的时刻了。

斯卡利亚大法官曾经告诉他的同袍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的第二条还规定总统必须在出生时就是美国公民或者在宪法通过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

阿玛将自己定义为文本主义者。私生子的传闻不太可能属实(虽然华盛顿确实曾在汉密尔顿出生两年前到过西印度群岛)，却表现出时人对王朝政治的担忧。

事实上，只有在全球的视野下，我们才可能得以真正发现中国宪法。在宪法文本、文本之外与文本之间，宪法学的研究也注定要突破文本，走向关于宪制的研究。